住在城市厕所里的人
大家好，我是猛哥。
(资料图)
北京有一项有意思的世界之最，它是世界上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，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，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场、饭店公厕。
这些马路边的公厕里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间，那也是公厕环卫工人的家，很多人吃住都在那里。
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转了转，去体验了一下住在公厕里的生活。
厕所里的家
刘军的家在雍和宫附近一间公厕里。
家只有两平方米，放一张半人高的柜子，留下一个过道，就挤满了。如果要睡觉，他得踩着梯子爬上阁楼，那里更局促，顶多能坐起来。
家里没有空调，阁楼有扇窗户和一台电扇，天热了就靠它们。
刘军的全部家当，除了衣服就是柜子里塞的电磁炉、电水壶和电饭锅，此外便无其他。
刘军在公厕的家。
他是一个环卫工，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，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。
相比之下，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，但也只有五平方米，床板是拼起来的，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，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。
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，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。
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和三类以下，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，要求24小时有服务，一共有7354间。
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，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，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。
条件稍好一点的，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，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，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。
景山东门的公厕。
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最麻烦的是洗澡。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，至今没有洗澡，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，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。
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。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，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，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，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。
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，每天五块钱，但吃得很差，“我们每天吃的，萝卜、白菜、土豆、豆芽，就这几样，还咬不动”，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。
主食往往是浆水挂面或者白米饭。
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，他每月工资三千九，媳妇四千，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，花不了钱。
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，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，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。
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，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，都存起来，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。
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，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。
打扫了北京15年
15年前，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。
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，在甘肃老家时，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，但他太实诚了，从不缺斤少两，被同行排挤，挣不到钱，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。
为了养家，2008年7月1日，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。
当时的北京正在进行第四次“公厕革命”，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，改造3118间。
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，他们当上了“所长”，一人负责男厕，一人负责女厕，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。
也是从那时起，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，“在公共厕所里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，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。”
南锣鼓巷旁一间公厕，现在已经干净多了。
2012年，离开公厕后，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。
在张元民眼里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：有社保，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，虽然没有休息日，但节假日三薪，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，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。
每天下午下了早班，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。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，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。
做这份兼职时，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，拿了块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”的奖牌和两箱饮料，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。
靠这两份工作，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，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。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，但他错了。
2018年，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，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。
之后，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，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。但随着年纪变大，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，他们又离开了那里。
北漂15年，他们无路可去，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。
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，但提到北京，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
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，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，尿不湿、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，反复提醒也没用，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。
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，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。“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，还跟他聊啥呢？”
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，“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，啥也没心情了，干啥都没心情。”
最大的愿望
跟张元民不同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。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，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，因为没有技术，只能做些纯体力活。
如今他59了，体力活干不动时，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，一个月有四千块。今年2月，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，媳妇推着行李箱，坐着火车来到北京，住进了公厕。
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，只不过除了吃饭，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。
到北京的第一个月，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，就守着厕所。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，她也只去过一次。
第二个月，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，能找到胡同的超市，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。
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，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。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，只有不到一百米，住了一对河南夫妻，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，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。
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。一次，他穿着工作服，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，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。她警惕地说，这里没厕所，让他赶紧出去。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。
至于那些著名景点，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，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，却从没想过去那。
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。那是下午1点左右，厕所没啥人，他穿着工作服，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。
以前，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、降国旗，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。
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，他被交警拦下来，说是逆行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。刘军没见过这阵仗，怕惹麻烦，又骑回了公厕。
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。他住的厕所对面，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，没有牌子，大门紧闭，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。
在拥挤的胡同里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，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。
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，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，唯一的共同点是，他们俩都是打工的。
再过一年，刘军就要60岁了，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，每个月一百多。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，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。
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，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。没有别的本事，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刚来的时候，地板上、便池里、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，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——钢丝球，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。
小便池里不通水，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，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，再用来清洗小便池。
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，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，还是只能用钢丝球，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。
张元民的二手自行车后面挂着他的清扫工具。
“这活干得特别憋屈，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，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。”
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，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，“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，跟洗碗一样，人家擦两遍，我擦四遍，人家转两圈，我转四圈。自己别给自己找事。”
每晚8点半以后，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，拍完照发到群里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。
无人时，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，锻炼臂力，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。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。
这是张元民锻炼用的红砖。
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，尤其是老乡，不想让自己“失败又狼狈的一生”和现在的身份，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。
“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，很想，做梦都想。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，太离谱，太奢侈，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，我也搞不懂，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？”
最后
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，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。
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，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。电磁炉放在地上，阿姨蹲在地上，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。
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、鸡爪和一瓶二锅头。
开饭的时候，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，在椅子上垫上报纸，摆好菜肴。
阿姨很快就吃完了，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，我的头晕乎乎的。
我走的时候，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，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喝大了。
但我希望，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，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。
